煤炭矿区含“绿”需求越来越高

　　“自2011年3月国务院颁布至今，《土地复垦条例》已实施11年，修复治理进展有目共睹，各项工作也已趋于成熟。我们重提土地复垦，过时了吗？”3月初，一场“纪念《土地复垦条例》颁布实施11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举行。会间，有人悄声发问。

　　煤炭行业要可持续色发展，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是根本保障。在此共识下，矿区对“含绿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记者了解到，绿色低碳、保护耕地、高质量发展等目标，进一步催生着新需求。“过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煤炭开发不可避免对土地造成影响。大约5年前，中国煤炭学会已做过统计研究：仅煤炭资源与耕地分布的重复区域面积，就占到我国耕地总面积的42.7%。彼时，采煤损毁土地以每年120万亩速度增长，若能及时进行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可为国家增加1200多万亩耕地、600多万亩其他农用地。

　　然而，行动赶不上欠账脚步。以辽宁阜新为例，这是2001年确定的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一片东西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的百里矿区，目前仍待修复。

　　据辽宁省工商联主席赵延庆介绍，矿区面积达到641.5平方公里，地质灾害隐患点共36处，包括地面沉降、地面塌陷、滑坡、崩塌和地裂缝，其中采煤引发的沉陷约153平方公里。“土地损毁主要为露天采坑挖损，比如海州露天矿损毁约6.54平方公里，新邱露天矿多个不连续采坑损毁5.39平方公里。还有矸石山堆积约22.47平方公里，堆存量约20亿吨。土地损毁和压占制约着产业发展，推进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欠账还留在了黄河“几”字弯。今年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指出，黄河流域矿区生态隐患严重：“在1000多座煤矿中，绿色矿山、智慧矿山占比不到一半，采煤沉陷区比比皆是，矿区修复率不到20%，地表地下生态破坏严重，荒漠化面积日益扩大，草场耕地数量与质量普遍下降。”

　　“前不久，我们对已有闭坑矿山做过调研，大约1/3仍未履行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义务。”一位自然资源部相关人士表示，“旧账未还、新账又欠”的问题不容忽视。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治理也是现实之需。记者梳理发现，在多个产煤区2022年工作任务中，“绿色矿山”“生态修复”成为高频词。例如，山东省能源局把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作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计划开工45个重点项目、治理面积8万亩以上。《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地表沉陷、水土流失等问题依然存在，将“生产煤矿100%建成绿色矿山”列为目标。

　　对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世荣深有体会：“矿大先后为多个矿区做过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方案，目前又和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达成合作，矿区整体生态修复是重要内容，可见地方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需求。”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振琪举例，黄河下游流经的河南、山东两省为冲积平原地貌，既是煤炭开发基地，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平原矿区湖河密集，属于高潜水位、多煤层开采，塌陷地受到多次扰动。大量土地塌陷之后积水，若不采取措施，将导致地表水系紊乱、水质恶化，耕地损失严重。像在山东，受影响的农业用地占塌陷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这是东部矿区生态损毁的主要特征，也是亟需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往西是干旱地区，过去普遍关注不多。有人认为，沙漠戈壁没什么东西，土地损毁了也无所谓，实则不然。”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卞正富表示，随着煤炭资源开发重心向西部集中，生态修复也要跟上。“我在新疆一个矿区就遇到，地上稀稀拉拉长着草，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但这里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羊，恰恰需要这样特殊的环境，植被覆盖过高反而影响生存。当前，晋陕蒙等西部矿区治理要求越来越高。”

　　“中国工程院正在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研究论证，其中一项重点就是低损害开采。也就是从开采源头，围绕环境保护及生态修复提前谋划设计。”葛世荣进一步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煤炭开发提出更高要求，兼顾“兜底”保障与绿色发展，思路也要更新。

　　如果说，新老矿区治理是“看得见”的任务，思路则是“看不见”的内在需求。多位专家一致指向“先开采、后修复”的传统理念——待采煤区沉陷稳定后再治理，易导致土地长期荒废、损毁加重，等待复垦时间长，还将加大复垦难度，部分矿山企业可能逃避治理主体责任。在新形势下，末端治理亟待走向“边采边复”。

　　“截至2020年，复垦后的土地至少有60%作为耕地及其他农业用地，在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这些工作有着典型的工程恢复特色，缺乏源头主动减损。”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主任范树印提出，新要求催生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的视角发生变化，能否在建设过程中实现缓解、补偿乃至恢复重建。“针对生产建设和开采过程的规定比较多，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生态修复力度不够，治理更多还是在‘追后账’。只有关注全程，才能真正让生产企业把生态修复的成本内部化，推动解决煤炭开发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胡振琪也称，面对绿色发展要求，从源头上控制和减轻生态损伤成为关键任务。“比如2020年11月，内蒙古下令不再新建露天煤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态修复难以达到要求。在开采过程中，通过源头控制、过程治理，复垦率高且成本低，有望多恢复耕地10%-40%，能有效避免新账不断成为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