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2月5日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出台之后,4月份内有关煤炭业去产能的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先是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人社部、发改委等7部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接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了《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有媒体称,国家去产能政策“升级”,再一次表明了我国高层对煤炭等过剩产能的决心是坚定的,2016年因之正在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一个“大年”。此言,极是。
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是煤炭行业必须打赢的一场攻坚战。
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在各行业中是最严重的。按照中煤协披露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而中国煤炭年消费目前不到40亿吨,算下来产能过剩近20亿吨,即便2020年预测煤炭消费45亿吨,产能也严重过剩。 这不仅导致煤炭全行业经济下行,整体亏损,陷入困境,也助长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煤炭去产能,势在必行。
理论与经验告诉我们,去产能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拉动需求,二是压减供给。上世纪90年代,煤炭行业遭遇一次去产能,采取的是“双管齐下”,即压减供给和需求拉动两种方式并用——先是铁腕压供给,关闭一批不合法、不安全的小煤矿,政策性关闭破产一批国有大矿,然后借助“入世”享全球化红利,借助房地产定位为支柱产业而产生的房地产红利来拉动需求,由之换来煤炭的“黄金十年”。
这一次,需求拉动的方法明显行不通了。一者,全球经济跌入周期低谷,复苏看不到希望,全球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增大;二者,原有“三驾马车”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三者,当年作为消化产能一大新需求点的房地产,而今也供大于求,库存至少需要5-10年来消化;四者,环保、安全压力增大,可再生能源在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对煤炭和火电形成挑战。这些都意味着煤炭消费需求将持续低迷。化解煤炭产能过剩,唯一可走的一条路是供给端压缩产能。
从供给端压缩产能,就是去产能。笔者分析认为,中央和地方正在推进的煤炭去产能,主要有三种方式和途径:
一是淘汰落后产能。国家明确要求对13类落后小煤矿尽快依法关闭退出;对产能小于30万吨/年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要在1—3年内淘汰。
二是过剩产能退出。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煤矿,长期停产、停建的煤矿,以及资源枯竭、资源赋存条件差的煤矿,通过给予政策支持等综合措施,引导其有序退出。没有市场前景的“僵尸企业”,也在退出之列。
三是兼并重组,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型企业,培育一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利用3年时间,力争单一煤炭企业生产规模全部达到300万吨/年以上。这主要侧重在北方煤矿进行。
具体到一个地区,去产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比如淘汰落后产能,中央对各个地区没要求搞一刀切,而是明确晋、蒙、陕、宁等4个地区产能小于60万吨/年,冀、辽、吉、黑等11个地区产能小于30万吨/年,其他地区产能小于9万吨/年的煤矿,在淘汰之列。重庆市支持重庆能源集团关闭的国有煤矿不只以9万吨为标准,还明确提出“开采成本高、灾害严重、扭亏无望的矿井”都在关闭之列。
对“僵尸企业”的界定,各地也从实际出发。多数省份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予以‘出清’”,将连续亏损3年以上、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维持生产经营、资产负债率超过85%等列为认定“僵尸企业”的核心指标。不过,各省在认定“僵尸企业”上各有侧重。广东的认定标准包括:连续3年以上欠薪、欠税、欠息、欠费,生产经营困难造成停产半年以上或半停产1年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相关指标。青海的指标包括,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连续三年为负数,产能利用率低于50%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出台《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意见》,明确表示,“截至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负债率85%以上,连续三年亏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通过输血型贷款或政策性补贴维持运转的生产型工业企业进行了摸底并上报国家发改委。”山东能源集团将旗下“资金流不抵亏损”的8家企业作为“僵尸企业”。重庆能源集团则将没有业务的地面“空壳公司”纳入“僵尸企业”的处置范围,拟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注销企业等方式予以“出清”。
中央和国务院部署,从2016年开始,用3—5年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退出5亿吨左右的产能,相当于目前产能的9%左右,主要靠淘汰落后产能、退出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加快推进兼并重组来实现。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的产能,主要是将过去按照年330个工作日来组织生产改为按照276个工作日来组织生产,即直接将现有合规产能乘以0.84的系数后整取,来重新核定煤矿生产能力。这样减下来的产能也占过剩产能9%。这两个5亿吨减下来,如果再去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所指的新建及扩产产能中未经核准的超过8亿吨的违规产能,全国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就不再成问题。
然而,对于去产能的推进与效果,现在还不能过于乐观。要看到,化解煤炭产能过剩既是必须打赢的攻坚战,也是一场非常难打的硬仗。这一方面是因为去产能涉及大量负债,煤炭企业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对银行的负债,也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应付账款,以及企业之间的担保等。这些错综复杂的“三角债”致使企业破产清算、兼并重组难度增大,处理不好会造成连锁反应;另一方面是因为煤炭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众多。淘汰落后产能、消灭僵尸企业,涉及大量职工转岗安置的问题,处理不好容易形成不稳定因素。此外,去产能在短期内还可能给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带来下行压力,地方政府顾虑淘汰过剩产能非但难以盘活存量资产,反而还要增添人员安置累赘;银行也担心煤炭企业倒闭,坏账无法承受。这也会形成去产能的阻力。
但是,诚如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冯跃所言,去产能不仅关系近期的脱困,也关系将来的发展,是贯彻落实中央供给侧改革部署的重大任务。去落后产能、去不安全产能,已经没有拖延的余地。要看到,“特高压”、“大通道建设”、“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北电南送”、“海进江”,已经使煤炭市场产品形态和市场生态发生变化,区域壁垒土崩瓦解,加上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落后的煤炭产能的生存空间愈加逼仄。早下决心,争取主动,为自己留下腾挪回旋的空间,是煤炭企业也是地方政府的明智抉择。
(作者单位:重庆能源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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