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经济下行应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

 

 

    长期看，劳动力富余程度是在下降，但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从长期经济增长看，经济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我们的研究表明，所谓的“产能过剩”本质上并不能成立，国际上也不存在判断产能过剩的标准；从企业生产层面看，企业生产能力一直旺盛；所谓的结构问题也并不存在，比如产品，企业生产不同层次和质量的产品取决于生产技术和能力，也是分工水平使然，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整体较高，而且有着不断提升的态势。

 

    中国经济目前下滑的压力更多地应该是总需求有所下降。第一，居民需求变动不大，但是厂商的投资及投资意愿下降，而中国经济在很长时间内是由投资驱动的，投资的下滑导致了总需求的下降。厂商投资意愿下降与政府支出效果不明显是目前宏观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第二，政府购买（支出）层面，“政府购买的乘数”下降。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表面上仍然数额较高，但实际支出却较低，没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第三，进出口需求。美国经济一直很好，而欧洲和日本经济较弱，因而整体上，进出口有所下滑。但这种净出口受到人民币事实上的升值影响：美元对主要的货币大幅度升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实际上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

 

    总需求下降的背后原因则是预期在起作用，改变预期的是当前的规则确实产生了变化。

 

    目前，强化了公职人员的约束机制，加大了不当行为的追查及问责的力度。这种规则使得原先灰色地带减少，从而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预期及行为规则。早先地方政府主动搞招商引资、积极推动形象工程等提升GDP等行为有所变化，从目前的情形看，部分地方政府采取观望和消极的态度。

诸多改革措施目前没有转换成所谓的改革红利，主要还是预期出现了上下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对未来存在顾虑，对不确定性的忧虑导致了厂商在投资决策上采取了风险规避的选择。

 

 

    在总供给管理中，侧重分析总供给的变动因素。短期内会影响总供给的通常包括：石油为特征的成本冲击、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及预期冲击。

 

    降低油价应该成为很自然而然的政策选择。当前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石油价格波动。如果说在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的是不利的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宏观经济不景气，那么当前油价下降本质上应该是有利的冲击。油价下降带来成本下降，虽然会部分影响总需求，但更多地是影响总供给，对总生产会产生积极和正向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以环保等为由，拒绝油价下降，环保与油价不能简单地关联起来。

 

    减税不是问题的关键，减税并不简单地归结于总供给管理，因为税收最终会转嫁，很难影响总供给。减税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改变的是有效总需求。并不能指望减税能够奏效，因为目前看，减税很难直接改变家庭或者厂商的消费或者投资决策。

 

    对改革和预期的变化需要有耐心，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部分观点将制度变革和改革归结于总供给层面的内容。从改革层面看，需要改变的是居民的预期。但事实上预期很难改变，而且有可能群体都不一定是理性的，反而会犯系统性偏差。改革的政策要恰当地对居民的预期进行影响，因而任重而道远。而形成预期过程中，声誉机制很重要，换句话说，只有长期可信的政策及其实际执行才能形成良好的政策声誉，从而对居民的预期产生影响。目前有很多简政放权的政策，客观上是有利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态度更多地处于观望状态，主要是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顾虑，因而需要更妥当地进行制度设计，改变这种较为消极的预期。要切实促使各种政策真正得以实施和应用。

 

    创新也是长期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如果力图改变长期的生产能力，类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这是一种长期的政策。从长期经济增长看，提升技术进步与制度的效率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就长期经济增长看，制度变化可能更多地带来经济水平的变化，而不会带来持续的增长，能够带来持续增长的可能更多的是持续的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但本质上，所谓的改革及长期的制度变迁并不能改变短期经济走势，更不能期望这种长期的政策能够很快缓解当前经济压力。
 

    因而从短期政策看，降低燃油、电力等价格应该成为总供给的主要政策导向，而通过减税和提高政府购买的乘数则应该成为总需求层面的着眼点；从长期政策看，通过改革提升制度效率，强化制度设计及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则是长期的取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