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国有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对促进经济发展、稳定职工队伍、改善职工生活乃至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过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煤炭企业办社会对做好国有企业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突出。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国有煤炭企业承担的办社会职能比一般企业更重，分离工作更为困难，这不仅对国有煤炭企业自身，对其所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在当前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有煤企分离办社会职能无疑面临更加复杂局势。
“三供一业”服务范围覆盖所在城市50%-70%，每年办社会补贴费用16.3亿元，移交费用43亿元，为安置23万多离退休职工，管理人员多达3300多人，每年费用接近2亿元……
这是龙煤集团办社会职能的一组数据。在国家确定开始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多年之后的今天，“沉重负担”仍然是国有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普遍代名词。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共同举办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培训。按照部署，2017年目标任务是“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取得阶段性成效，力争到年底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协议的达到70%，其中供电设施分离移交达到80%；基本完成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和消防机构分类处理，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在试点城市取得突破。
“三供一业”负担最重
经过多年的剥离办社会职能努力，国有煤企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记者了解到，目前，国有煤企承办医疗和教育机构总体负担不重，有的甚至还能盈利。此外，过去国有煤企设立的消防、市政、社区等公共机构基本都已剥离，仅有少量边远地区企业仍承担这些职能，而且总体费用也不高。
靖煤公司总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医院已于2016年由靖远煤业移交白银市，目前处于过渡阶段，基本沿袭属靖远煤业管理时所设各项制度，医院的整体运营并没有因为脱离靖远煤业而发生太大变化。
但是，庞杂的办社会职能并不仅限于上述几项，国有煤企仍因此承受巨大负担。以四川煤炭集团为例，该集团每年为办社会职能要负担2.6亿元，占该省全部省属国企的近一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负担最重的当属“三供一业”，而由此带来的社会移交改造费用也相当巨大。数据显示，2014年，龙煤集团“三供一业”职工人数近8000人，年现金负担7000多万元，而移交费用要高达43亿元，是每年现金补贴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此外，离退休人员管理也成为国有煤企较重负担。目前，国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等基本已实现社会化，但很多煤炭企业仍设有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承担日常或节假日活动、统筹外费用发放等工作。
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将大幅度降低国有煤企成本，每年节约的办社会开支将直接演变成利润。
据统计，在煤炭“黄金十年”时期，我国55家国有重点煤矿共办中小学1621所，技校100多所，年支出费用近8亿元，办食堂、医院、幼儿园、公安、检察院等社会性事业单位年支出费用近18亿元，以上项目费用支出增加吨煤成本约8.8元。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表示，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客观要求。
属地政府难接招
容纳30万居民的恒安新区坐落在大同市区西南部,这是同煤集团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尽管人口规模比山西一些县区都多,但除工商、税务、公安等外,其余社会职能都由同煤集团的鹏程物业公司负责。
2016年12月中旬,大同市与同煤集团签署首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等企业办社会分离移交框架协议,目前正分步移交供电设施设备、供排水设施设备、供热设施设备、燃气设施设备，物业职能、市容、环卫、绿化等职能。
同煤集团的一位负责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首批确定剥离恒安新区30万居民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因为这个区域属于2006年新建，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移交条件较好，不需投入太多资金，市政府愿意接收。
对于国有煤企分离办社会职能存在的困难，上述负责人坦言，日后将要移交的各矿生活区或将存在困难，因为多数煤矿处于独立工矿区，虽然配套有完善的“三供一业”等后勤设施，但多数建设时间过久，设施设备存在老化问题。同时，煤矿多地处偏远，属地政府接收能力够不够、愿不愿意接收等都是问题。
2016年，山西省确定了到2020年底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分离完成。山西国资委企业分配处处长杨毅产曾公开表示，由于山西省国企办社会问题情况十分复杂，推进起来难度不小，因此，先在作为全省改革试点的同煤集团进行移交，然后再逐步推开。
在另一家国有煤企兖矿集团，办社会职能同样让这家老字号煤企“呼吸困难”。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兖矿集团办社会单位74家，涉及“三供一业”18家、医疗机构15家、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20家、教育机构15家、其他机构6家，在职人员10170人，离退休人员及工病亡职工遗属42178人，企业年补助资金约12.81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办社会职能，不少兖矿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兖矿越来越像政府、机关，而不像企业了。”
2月13日，兖矿集团召开“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启动会，标志着此项工作的正式开始。但是要想通过此项改革让兖矿真正回归企业本体，难度可想而知。
有关人士透露，已经移交的企业办社会职能中绝大部分人员移交不出去，职工不愿意脱离兖矿这棵大树，政府接收单位也认为负担太重，企业很难办。兖矿集团离退休人员近36000人，养老统筹外费用数额较大，如全部移交当地政府，地方财政很难承担。
谨防去产能中的倒流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分离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有三个难点。一是底子难摸清，实际费用难掌握。国务院国资委已开展三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但一直都无法获得准确数据。二是分离费用的承担主体难确定。分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所需资金从哪里来，谁该是费用承担的主体。三是地方承接有难度。目前来看国有煤企分离办社会问题严重的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这些地方一般没有能力承接国企分离的办社会职能。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国有煤炭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已经取得较好成果，但是在当前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背景下，部分煤炭企业为安置职工或再通过兴办副业的途径解决，所以要谨防办社会职能的历史倒流。
林伯强同时表示，对于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也应该辩证看待。在国外，大型企业大都多元发展，这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所在。但是，办社会职能应至少遵守两个底线。一是要保证有利润，不能再像以往国企那样只为图方便。二是不能形成垄断，阻碍市场化发展。
重庆能源集团董事长冯跃认为，要顺利推进剥离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一是应及时出台配套政策，提高地方政府接收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限期移交；二是彻底解决破产经费缺口问题。重新核定原破产煤矿费用，解决年限超限、标准提高、范围变化等引发的缺口。对经常性费用、离退休管理机构经费及统筹项目外养老金、医疗保险、企业办社会等费用缺口，由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追加补助；三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采取中央财政给予大比例资金支持，地方财政“兜底”方式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建议参照中央企业“三供一业”移交的政策。
前述同煤集团负责人表示，鉴于办社会支出的难度及各方面的积极性，同煤集团建议，前期可以采取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家出资，各承担三分之一的办法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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