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启迪之二：“两难”变一难

早在2006年就预测到本轮金融危机的 美国 “末日博士”鲁比尼最近指出：本来应该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危机，现在愈来愈经常发生，这些危机并不是随机发生，而是经济、金融政策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早就可以发现其问题。

　　笔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一句名言记忆犹新;一届政府的目标主要有两件：一是就业，二是税收。而二者产生矛盾需择其一时，我会毫不犹豫支持就业。这也是曾准确预测出本轮金融危机的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担忧之处:金融危机中“ 世界各国政府均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却来自通货紧缩”。

　　笔者以为，由于紧缩政策造成通缩，进而造成大量人口失去工作，陷入水深火热中，其胡蝶、羊群、骨牌效应得叠加传导漫延会使全球陷入恐慌，在通缩、恐慌的双重压力下，将在全球生成萧条阴霾。克鲁格曼虽然站在美国家战略的角度维护美国家利益，对中国横加指责，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其目前金融危机特定阶段，通缩威胁大于通胀的观点，与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不谋而合。

　　中国发改委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09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增加了长期就业岗位560万个,临时工作岗位5000万个。

　　中国劳动力市场，常规需求每年增长3800万以上,其中包括758万的大学毕业生,7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2300万以上失去工作的临时工。

　　徜若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今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仅有800万个,从常规数字看，2010年,中国已登记失业率达4.2%（指城市领最低生活费者）约3000万，不含城市未登记的大量“啃老族”及闲置人口，从非常规看：如果随着4万亿投资的收尾，而使5000万个临时岗位的面临新的失业，以及调整结构，压缩落后产能，精减、合并、关停污染等“三高”企业，节能减排、企业重组等造成的新增千百万失业人口，及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速而新增的1.5亿打工就业人口（其20%以上未能找到工作）。以及三季度后,因出口受阻而关停并转企业的失业人口等（2008年仅因出口受阻而失业人口即达2000万以上），2011年,中国高攀汹涌的失业大军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产生冲击。

　　在股市大跌、房市低迷、出口回落、产能过剩、税收高企、消费不振、紧缩货币政策，(2009年在央行提高准备金的的步伐下俏然而至。)多重压力下而产生的羊群、胡蝶、骨牌等叠加效应下，2010年伊始，中国股市领跌全球资本市场马首是瞻昭示：2010年-2011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产生一轮萧条阴霾笼罩下的信心危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再以美国三十年代荡及全球的大萧条为鉴，美国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人心崩溃,坠入萧条.但在罗斯福政府鼎力挽救下(大幅投资建设“铁公基”),人心恢复，经济复苏，1934-1937年逐渐走出萧条。但却因美联储判断决策失误（在税收高企达79%的资金匮乏氛围下，紧缩货币致股市跌跌不休而击垮人心），功亏一篑，导致1937至1939年又陷入了第二阶段的萧条，史称罗斯福萧条（失业率由危机前的3%攀升到17.2）。

　　西方经济学宗师弗里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萧条的加深和扩散，是当时美联储判断失误后,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应对所致。“心有灵犀一点通”,伯南克秉承其衣钵并引以为戒：因货币紧缩导致和加深了三十年代危机铸成大萧条，所以,一旦美国再发生危机，必须提供不限量的货币供应，以保持流动性充裕，克服恐慌情绪，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为此,美联储于2009年3月启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举早在六十年代即为美联储所奉行，功过褒贬不一。日本目前也如法炮制。2001年3月，日本在基准利率降低至零范畴以后，为防通缩、防危机、防衰退，开始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该政策实施以来，日本的经济（GDP），增长畏葸不前，但日本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风险被制止了，因为银行的流动性不再短缺，足以防范坏账和挤兑风潮，缓解了国内劳资、就业等矛盾，为稳民心、调结构、促消费提供了保证。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抗风险能力有目共睹，好于欧美等经济体。日本7月份的失业率为5.1%，远低于美国的9.5%，及欧洲的10%，消费呈缓升趋势。在通缩笼照全球及日本经济的氛围中彰显难能可贵，其量化宽松政策功不可没。虽然日本经济仍处通缩范畴，但当初如果日本不是依托量化宽松的支撑，而是投靠了紧缩政策, 人心惶惶失业高企，通缩转升萧条，日本的经济恐早已步三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后辙,堕入深渊。不同的是已无世界大战暴发挽其出绝境。8月30日,在通缩步步为营的关口，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菅直人在与央行行长磋商后,为稳人心、促就业,决定实施9100亿日元的经济紧急刺激计划。笔者以为;本轮危机中，日本政府在应对措施的火候及拿捏分寸上跌宕有序，菅直人的“就业第一”以人为本的施政纲要切中时弊，值得借鉴。日本经济目前的关键还是日元汇率，如日政府不予干预，日本经济将功亏一篑。

　　前车可鉴，目前全球部分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通胀严重,究其主因:一是生产资料上涨(输入原因,成品油基本依靠进口),二是结构调控不力(食品上涨达11.4%,政府未采取有力调控措施) ,三是劳动成本提高。印度7月已加息两次(本年加息四次)，回购利率已达5.5%,但通胀却有增无减，近期，囿于国际原油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下跌，印度国内通胀的趋势缓解。对此，印度政府准备停止加息的步伐，检讨紧缩政策利政弊后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新举措。事实胜于雄辩，面对原材料输入及成本上涨原因酿成的通胀,货币紧缩等同隔靴骚痒、于事无补。

　　所以在金融危机特定阶段即今后5-10年期间，决定全球经济基本走势，还要看欧美日等经济体的眼色行事，因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60%以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燮理阴阳的今天，上述经济体的风吹草动，都将在全球兴风作浪。在供求关系决定全球贸易及投资兴衰的2010年，如果欧美日陷入通缩，新兴经济体也必受牵连,而不可能长期回光返照,昙花一现。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金融危机中，十全十美、普渡众生的政策只能是海市蜃楼、天方夜谈。量化宽松政策是奥巴马、伯克南汇集美众多精英智囊团队，在全球诸多对策及两次大萧条历史教训中反复权衡利弊结合当今美国国情的选择。假许是饮鸠止渴，但为解燃眉之急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如果说服务业为主（占美经济的70%以上），国内消费占70%的美国尚且要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度过难关，而以实体经济制造业为主，国内消费不到40%，形成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中国，面对高失业、促消费、调结构等迫在眉睫的重负，面对投资锐减、出口萎缩、房市低迷、股市萎靡不振的挑战，必须要有充裕的流动性支撑托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银行等在股市支撑下，成功脱负转型、摆脱危机、改革成功证明，中国经济的转型没有资本市场-股市的托底支撑、提供充裕的资金动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此金融危机特定的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蒸蒸日上的股市是中国经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而走出危机的保证，是萧条阴霾下，托起全球经济复苏希望的指路明灯。

　　近日， 本轮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原因有别的言论异军突起；即大萧条乃消费不足所为，本轮危机乃消费过剩所致。笔者以为；从短期局部表面分析，本轮危机乃美国消费透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所致，但从全球经济全局长期的视野观察，占全球人口80%的以中国、印度、巴西、 俄罗斯 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结构失衡，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也推波助澜，局部过剩，全局不足;局部制约发展，全局需要发展，消费过剩为辅，消费不足为主。其关系相辅相成，阴阳燮理，互为转化，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关键是一个“度”。

　　目前,美国的消费总计达到了9万亿美元规模以上，比欧洲的消费支出高20%，是日本的3.12倍、中国的9倍，印度的17倍。根据IMF的计算，消费在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970年的70%下降到了2005年的50%，金融危机后呈下降态势。上述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由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引导，而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近10年来，始终在30-40%间徘徊。因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大力调结构、促消费的过程，就是恢复平衡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从发展和长远的观点看；欧美日等经济体已达巅峰回落,而中国等上述新兴经济体，10年后将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证明；金融危机的暴发，拉开了一个旧时代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序幕。上世纪大萧条后，美国从日不落帝国英国手中取得接力棒，并成为世纪经济发展的引擎证明了此点。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有关机构统计: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2%，高出美国近1倍,2009年更高达50%，当然，美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复苏引擎的作用也不可小觊。

　　目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为靓丽，究其原因皆因对中国及亚洲的出口增加所致，而中国股市特立独行引领全球股市涨跌的大势所趋，彰显中国经济在本轮危机复苏中的火车头效应。虽然中国从人均GDP等角度看仍居世界中下游，但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蓬勃生机及发展空间却是欧美梦寐以求却可遇不可求的，是全球经济复苏希望之所在。

　　金融危机对蒸蒸日上，活力盎然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目前，全球经济复的希望寄托在中美两大经济引擎上。美国经济现前途未卜，徜若中国经济堕入通缩，将使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火熄灭。本轮调整，关乎中美两国的兴衰，世界经济的复苏，及全球经济的命运。气可鼓，不可竭。发展是硬道理，是自然法则；全球经济不能倒退，不能通缩，不能萧条，倒退将一泻千里，通缩将溃不成军，萧条是死路一条。

　　综上所述，在2010年金融危机尘埃未定之时，在通胀与通缩，紧缩与宽松，封堵与疏导，调结构与促发展，流动性与风险控制，急功近利与高屋建瓴等诸多不确定的“两难”矛盾中，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迎刃而解。   

　　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增速锐减的预期下，在占中国消费50%的两大动力房地产汽车，及工业引擎煤炭、制造、 钢铁 、 建材 、化工等步入减速的背景中，在中国调整结构，压缩落后产能，精减、合并、关停污染等“三高”企业等措施集中频发的时刻，在中国的消费萎靡不振的氛围中，在中国的已登记失业率达4.2%，约3000万人的情况下，（未算未登记及1.5亿农村打工人口等），在PMI已连续3个月（8月为51.7，回升0.5%），PPI已连续6个月下跌的背景下，奢谈中国经济的反转及通胀，恐为时尚早。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看;中国2009年信贷规模达9.6万亿,创历史新高,应是流动性充裕，助推通胀。但实质上,2009年中国房地产交易额6万亿以上(大多是信贷资金),占国内消费总额的50%以上,加之地方融资平台占有的3-4万亿信贷,中国2009年9.6万亿信贷所剩无几。笔者在前发表的文中多次指出：水往低处流，中国目前除房地产赚钱，而股市等其他民间投资渠道亏损的洼地黑洞效应，将9.6万亿信贷资金大部吸入。这是中国目前除房地产外，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匮乏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失业率高企，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的原因，有如十二级台风风眼中无风无浪，这是实体经济流动性匮乏,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希望-中小企业融资不畅，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实体经济通缩的主因。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果在紧缩政策下通缩生成,信贷利率再低,企业仍将无动于衷,因融资扩大生产会加大过剩,产品无销路会使企业自行关闭，而转向赢利的房地产等，助推高企的房价及农产品价格，形成滞胀，这种恶性循环，才是通缩对中国经济的致命一击。

　　所以，笔者自2007年以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中国广大中小企业便捷、直接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股市的支撑及动力源泉作用。

　　目前中国股市的症结是：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本轮危机经济反转的火车头，2007年以来的两轮领跌全球的暴跌不止，产生的羊群、骨牌、胡蝶等叠加效应，击垮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为全球萧条氛围的泛滥推波助澜。使广大民间投资者闻股色变，避之若骛。如果股市能携中国的经济并肩前进，蒸蒸日上，进而撬动吸引中国56万亿的储蓄（其中26万亿为居民储蓄），逐步替代政府投资及银行信贷，为中国的消费及经济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动力，中国的调结构、促消费、惠民生等经济转型就有了保证，中国的经济就能逐步摆脱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干扰，步入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球经济的复苏就有了希望。

　　综上所述，在2010年金融危机此特定环境中；中国所谓“两难”的表面现象，其主要矛盾即本质是一难“通缩”。目前的焦点是中国资本市场股市跌跌不休，人心忐忑，产生萧条氛围。在投资锐减，出口下滑，失业高企，产能过剩，消费不振，房地产低迷，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推波助澜下，如果萧条的幽灵在中国飘荡或修成恶魔,对政府而言,产生的将不止是经济探底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