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之三：货币政策与中国式通胀

<script>document.oncontextmenu=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document.oncontextmenu=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document.onselectstart=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script>    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借列宁之口说，摧毁资本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其核心是货币的承载及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下的中国概莫能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29年 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形成全球大萧条，德国席卷其中。但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由于刚刚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德国政府心有余悸，在通缩萧条的阴霾笼罩欧洲及全球上空之际，杞人忧天总是担心通货膨胀会死灰复燃。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关头，德国却还在反其道而行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利率比英国和美国都高得多。在需要政府宽松货币增加支出的时候，德国在1930年提出，要实施财政平衡下的紧缩。囿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向对经济釜底抽薪，在欧美各国中，德国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1930-1938年，在大萧条的凛冽寒风狂飙下，德国失业率高达22%以上，紧追金融危机爆发地美国的26%。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道破天机，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候，一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开明、包容、积极、乐观，而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之后，一个社会就会变得狭隘、排外、消极、悲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不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而是通过选举，是民主制度下德国千百万选民的选票，把希特勒推举上台。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执政，就是因为紧缩货币政策使德国经济坠入大萧条，失业高企，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在经济增长萎靡不振压抑下，两极分化加剧，整个社会情绪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和不满。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统治法国，是因为每一个法国人都是小拿破仑。希特勒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也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在紧缩货币政策的钳制下，在经济萧条的摧残下，对本国经济的绝望，民族生存的渴望，变成对他国经济资源的攫取欲望，失业的高企，就业的无望，转化成对其它民族的排斥，每一个德国人都变成了小希特勒。

    天下百虑而一致，疏途同归。凯恩斯在《货币论》中高瞻远瞩地警世明言“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大萧条至今，全球欧美日诸国，凡是在全球经济萧条肆孽之际，祭紧缩货币绞索政策的国家，均遭遇了经济的大衰败，社会的大动乱，政权的更迭。历史上在经济衰败或国家危难之际，以紧缩绳索扼杀经济，蹂躏人民的结果，均是激起民变，社会大动乱后，促成战争与革命。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争与革命；幕后演绎着，恰是货币政策导向下的玄机。

    在美金融危机阴霾未散，欧债危机迷黑云压城，新型经济体经济萎缩的国际大环境中，在经济萧条的全球氛围下，在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在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比什么都重要的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核心导向下-适度通胀预期（即利润的膨胀期），伴生的消费与经济的同步稳定增长，构筑好中国经济-股市、楼市两大资金池子，使其成为支撑、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两大新引擎，培育消费主力-中产阶级的温床，重塑资产、股市的升值预期，夯实对中国经济增长坚定不移的信心，吸引全球资本助中华振兴。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政治稳定的需要，更是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跨出的一步；最终达到内生的促进消费，消化产能过剩，调整畸型经济结构的目标。 

    笔者强调指出的是，以中国的M2来衡量通胀，进而衍生出用紧缩货币政策防通胀是管窥蠡测、南辕北撤。结合中国国情看；与通胀关联最大的是M0，次之是M1狭义货币，影响甚微的是广义货币M2。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M1的新增加额度仅为1.9万亿元，而M2各类定期存款增加额度高达10.3万亿元，换言之，中国M2增加主要是靠吸纳各类存款（准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占M2新增额度的84.4%；M1新增对M2影响带动仅仅占15.6%。

    显然，中国的M2增加主要是靠吸纳流动性靠定期存款（准货币）增加而增加的，而不是靠印钞增加的。存在银行的天量定期存款是凝固的，缺乏乘数效应及流动性，无法形成物价反映与通胀效应。这也是全球M2最高的日本及施行货币宽松政策的美国、欧盟、英国核心CPI，均呈通缩的缘由之一，而中国剔除食品、猪肉及石油产品等刚性需求，与核心CPI实体经济增长关联弱的数据，自1998年以来，核心CPI始终在通缩1%左右徘徊。对此，我在2009-2010年“金融危机的启迪”等系列文章中多次指出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提出要有中国实体经济本质核心的反馈-核心CPI指数的统计，以便宏观政策能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正确决策、对症下药。

    从中国目前的国情与背景透析，通货膨胀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现象，而非货币现象。通胀是一种价格上升最终导致的现象，中国只要存在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的经济增长，就必然引发劳动力价格上涨，收入倍增则倍增上涨，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商品价格上涨最终或导致通胀。中国只要经济在发展，必然有通胀，只要经济停滞或是陷入衰退，就会出现通货紧缩。1994-1996是我国恶性通胀期，而M2/GDP的比例在1左右；但是1997到2003年，我国的CPI从8.3%迅速下跌到-1.4%，出现了连续4年的通缩，而在同一时期，M2/GDP却从1.15大幅上升到1.63。2002年-2012年是中国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十年，也是中国通胀率最低的十年。因此，M2/GDP不是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的有效指标，该比例高并不等于高通胀。

    无独有偶，全世界M2/GDP比例超过1的国家有34个，他们的平均通胀水平，比那些M2/GDP比例低于1的国家的通胀水平还要低。同时横向比较，M2/GDP比例高的国家，大多民富国强。

    勿庸置言，从新中国的具体国情实践，及全球主要经济体M2/GDP间关联看，控制通胀，还在于掌控经济增长的速度、节奏、周期、脉搏与质量，调节好贫富差距，构筑好流动性池子股市、楼市，高屋建瓴，使股市、楼市稳步增长，成为平衡、稳定中国经济，规避外部风险，吸纳流动性，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此脉络与十八大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以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为主导的宏观战略部署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解析中国通胀的原因，除去输入性、成本性外，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两大流动性蓄水池股市与楼市在政策打压下出现危机。股市五年熊冠全球，蛊惑民众信心，3.5亿股基民损失惨重，诱发对经济恐慌氛围；楼市在有史以来最严厉调控政策下摇摇欲坠，驱赶资金从两大资金池子夺路而逃。有恒产者方能有恒心。在资产贬值的预期及投资无门，融资无路、税费高企、环境恶化驱赶下，中国爆发建国以来最大的移民潮、躲债跑路潮及公司倒闭潮。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从房地产、股市两大经济平衡稳定资金池子被驱赶-出逃的天量资金，在猪肉、疏菜、粮食、农产品等各个领域兴风作浪，而囿于统计局的数据采集占比侧重于食品、猪肉等与居民生活关联，但与中国实体经济、机器制造等中国命脉行业关联较弱的结构，引发“猪肉CPI”等中国式通胀。（详见我“两种CP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文）政府宏观调控，货币紧缩，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是实体经济，而针对物价却隔靴骚痒。

    从宏观上看：“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衰退现象。”欧美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13年，其中不乏像德国机制、瑞士钟表为代表的百年老店， 成为实体经济的脊梁，而培育品牌更离不开时间的沉淀。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足见中国中小微企业生存的艰难。考虑到当前中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已远高于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为此，笔者在2010年初，央行为防通胀，货币紧缩政策利剑即将出鞘之际，为保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启迪”系列文章中，曾提出宽货币，稳财政的作法，现在，在产能过剩严重，消费萎靡不振，信心凝固迟疑之际，笔者以为，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调动无形及有形之手，以中国内生动力引擎促消费、扩内需、惠民生，鼓信心，调整畸形经济结构，攻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中国应采取宽货币，稳财政，减税收的货币政策。（原因见“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之四”）（作者：曹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