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环保执法 推进钢铁业绿色发展

    环境保护部近日通报了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根据1月~4月份调度情况，全国范围内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160件，罚款数额达11229.51万元，个案罚款数额最高为1580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共1186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共698件；移送行政拘留共437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429件。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环保执法的力度正不断加大。与1月~2月份相比，3月~4月份适用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数上升515%。 

　　中国 钢铁 工业发展到今天，，从外因看，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正在不断提高，以新环保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保政策正不断完善，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内因看，存在产能过剩、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低效高排放等突出问题。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先明确提出“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只有切实转变观念，将我国钢铁工业绿色发展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中，加大环保改造力度，实现与社会共融才是全面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综合竞争力的希望和出路。 

　　新标准并非遥不可及 

　　据相关资料，我国钢铁产业终端能源消费量占工业行业能源消费总量的26.8%；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占工业行业排放总量的13.9%、6.8%、18.9%；废水、COD（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占工业行业排放总量的5%、2.4%、2.5%和14.1%。 

　　“十一五”以来，我国钢铁行业在“三废”治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一方面，钢铁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占比大幅下降，对于环境带来的是正效应；另一方面，二氧化硫、烟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占比却大幅上升，对于环境带来的是负效应。因此，在肯定钢铁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同时，必须注意到钢铁工业在废气治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那么，我国钢铁行业能否实现环保绿色发展呢？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环境保护统计》和新排放标准，以烟粉尘达标要求为例。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平均吨钢废气排放量21166立方米，假设排放的废气中颗粒物平均浓度按照30毫克/立方米估算，钢铁企业要实现颗粒物的达标排放，吨钢烟粉尘排放指标应小于0.6千克。位于“三区十群”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钢铁企业需要执行更加严格的特别排放限值，假设排放的废气中颗粒物平均浓度按照25毫克/立方米估算，要实现颗粒物达标排放，吨钢烟粉尘排放指标必须小于0.5千克。类似地，初步估算要实现二氧化硫达标排放，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应小于0.8千克。 

　　据统计，国外环境指标排名前十钢铁企业的吨钢烟粉尘和二氧化硫的平均排放量为0.41千克和0.35千克，而宝钢的指标也分别达到了0.48千克和0.48千克，均优于新标准全面达标情景下的吨钢排放。这说明了钢铁企业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钢铁行业新排放标准限值要求的。 

　　企业之间环保差距明显 

　　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以宝钢为代表的标杆企业的环保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外重点钢铁企业的水平，并用自身的实践证明了钢铁企业完全可以实现绿色发展、与城市和谐共融的。 

　　例如，首钢京唐公司是首钢搬迁至唐山 曹妃甸 循环经济工业区新建设的钢铁企业，在建设初期的定位就是世界一流的高效、低耗、环境友好的示范工厂。建成后，吨钢烟粉尘排放量0.3千克，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0.25千克，达到同类工厂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首钢搬迁绿色重生。再如，太钢紧邻太原市区，且位于太原市的上风向，“十一五”以前，太钢所产生的污染对太原市的环境质量和太原市人民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十年来，太钢累计投资96亿元，实施了132个节能环保项目，吨钢烟粉尘排放量由2.73千克下降至0.38千克，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8.76千克下降到0.5千克。河钢唐钢地处唐山市区内，唐山市政府曾多次研究唐钢搬迁问题。在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唐钢投资31.8亿元实施了32项节能减排项目，同时建设了3个厂区花园，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50%。唐钢通过自身努力，率先走出了一条与城市融合发展、良性互动、和谐共存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世界上最清洁的 钢厂 ”。 

　　尽管有宝钢、太钢和唐钢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标杆企业，我们仍要看到我国钢铁企业间环保差距十分明显，与国外先进企业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其中烟粉尘、二氧化硫等废气污染物的减排潜力较大。就全行业而言，由于地区差异、技术装备水平差异、环保理念差异等原因，企业环保水平参差不齐。根据《钢铁工业环境保护统计》，钢协统计的会员企业中，落后企业吨钢排放量达到先进企业的十倍。而未纳入统计的非会员企业的吨钢排放量甚至更高。 

　　新法新规重在落实执行 

　　2015年1月1日，我国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实施，其充分吸收了发达国家在环保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规定了按日计罚，上不封顶，大幅提高了环保违法成本；强化环境信息公开，通过“曝光”“公益诉讼”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强化环保执法权限；加强对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等。可以说，在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上，我国已与世界各国接轨。但进一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细化领域的法律还有待完善，需要对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公民的行为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从标准来看，我国钢铁行业发布的新标准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部分指标甚至超过德国标准要求。因此，可以说完全能做到达标排放的钢铁企业，环保就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新环保法“杀手锏”的作用正逐步显现，但一些观念落后、执法难度大、落实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对新环保法的敬畏心还未根本确立。当前，仍有一些部门认为新法过于严格，严格执行会导致违法者众多，致使新法难以真正落实到位；也有钢铁企业认为当前经营压力巨大，再加上环保的双重压力，企业无法生存。新环保法在给企业设置红线的同时，也给环保部门设置了严格的追责机制，一些地方环保执法人员认为环保成了“高危行业”，有畏难心理，不愿意认真贯彻实施新环保法，存在宁可少干，不可犯错的心态。 

　　二是环保监管能力亟须加强。新环保法刚刚生效，执法环境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转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在之前的法律环境下长期形成，基层环保执法队伍素质的提升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同时，环保部门是个职业水平要求相对较高的部门，现场执法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需要配备大量监测设备。但目前地方环保部门普遍存在业务水平不高，执法装备欠缺等问题，导致现场执法“不会查”“不能查”。 

　　三是新标准达标与技术路线、资金压力矛盾的问题。钢铁行业新标准十分严格，也就要求钢铁企业采取先进的除尘、脱硫、脱硝、二口恶英、废水治理技术。但对于某些污染物治理在世界上都无先例，如焦炉烟气脱硝，国内还缺乏相应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其他如二口恶英的控制、 焦化 废水深度处理、高效除尘、浓盐水处理等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也还存在技术障碍，国家也缺乏相关技术指南。企业在实施达标改造时，需要进行大量可行性论证，在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完成达标任务。同时，钢铁行业当前经营形势十分困难，全面进行达标改造对企业的资金压力也较大。 

　　四点建议保障新法落实 

　　新环保法的落实离不开法律环境的形成，只有通过严格执行，加强宣传培训，抓典型环境违法案例，才能像司法部门抓犯罪一样，在所有人心中树立起对新环保法的敬畏心。除此之外，对于钢铁行业真正落实新环保法、新标准，有4点建议。 

　　一是推行钢铁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加强舆论监督。新环保法也要求排污单位必须公开自身环境信息，因此应从制度上强化钢铁企业编制并公开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促使企业在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加强环境信息的管理和公开。同时，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对钢铁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督，加大环保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在全社会形成环保违法、人人喊打的氛围，共同促进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大对钢铁行业提标改造的资金支持力度。近年来，钢铁企业经营困难，环保成本无法传递到用户，因此，再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技术改造十分困难，甚至可能发生履行社会责任的环保守法企业由于加大环保投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应该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钢铁企业的环保改造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对于实施环保提标改造的钢铁企业，在项目验收、核实治理效果后，国家和地方应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借鉴 火电 环保电价补贴的方式，对钢铁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环保成本补贴，特别是对优于排放标准一定比例、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的环保治理项目予以额外的奖励。 

　　三是推广合同环境服务，鼓励第三方经营。合同环境服务可由项目投资方向社会筹集资金，解决钢铁企业实施环保改造项目所需的巨额资金，降低企业减排成本。更重要的是，实施合同环境服务，不但可以规范环境服务市场，防止一些缺乏综合实力和诚信的小公司扰乱市场秩序；而且通过实现专业化运营服务，可有效降低故障率，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还可以将钢铁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环境处罚风险转移给服务提供方，使钢铁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钢铁主业上。因此，建议参照合同能源管理的奖励模式，根据污染物减排量，对采用合同环境服务的环保项目进行奖励，鼓励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第三方运营。 

　　四是实施 钢材 产品的市场环保准入。制定钢材的市场环保准入门槛，对钢铁企业进行环保信用评级，在重大工程、政府采购以及钢材出口等环节设置绿色门槛，凡是企业环保信用等级低、钢材生产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均不得进入，提升环保守法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迫使环保违法违规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促进钢铁行业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