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煤炭如何实现高效清洁利用

　　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煤炭去产能2.7亿吨，3年来累计去产能超过8亿吨，提前超额完成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同时，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创历史新低，煤炭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行业发展仍有诸多顽疾，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情况，亟待能源人、煤炭人下大力气、攻坚克难，开创煤炭清洁化利用的新局面。

　　针对煤炭行业如何实现高效清洁利用等问题，记者专访了3位煤企负责人。

　　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董事长  邵俊杰：

　　“煤电顶牛”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煤电之所以出现经营困难，主要还是因为本身开工率不足。正常情况下，平均利用小时数至少应达到4500—5000小时，但因前期盲目上马的火电厂过多，导致现在利用小时数偏低，进而造成经营困难。”

　　中国能源报：作为全球单套装置规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一直很受关注。该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邵俊杰：经过近1年多努力，项目一期工程已在2018年第四季度实现转固，也就是说可完全按照市场标准实施推进。在去年国际油价低位运行的背景下，项目依然完成达产达效，实现了安全、稳定、清洁生产。除去停产检修等情况，项目平均负荷目前已达到90%左右。本来大家还是很担心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效益还是不错的，对整个宁煤集团的转型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宁煤集团为此做了许多努力。比如仅在去年，我们就做了上万项技改，基本解决了项目运转存在的难点或者影响安全、稳定、清洁生产的问题，由此很好地释放了产能。另外，我们还对产品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目前既能适应国家战略要求，在需要出油时产出油品，同时也可以生产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后者对提高项目经济性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此基础上，二期工程相关工作也在继续推进。

　　中国能源报：目前，现代煤化工行业的同质化现象突出。您所说的“煤制油以外的产品”，如何避免陷入重复、过剩困局？

　　邵俊杰：对宁煤400万吨/年煤制油项目而言，主要优势之一就是规模。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恰好是市场紧缺的，填补了国内空档；另一方面，400万吨/年也是一个经济规模，项目过小则失去了成本优势。

　　从行业整体来看，同质化现象确实存在。比如，大家“一窝蜂”、大规模去推行费托合成项目，我认为盈利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市场容量只有这么大。这与买奢侈品是一个道理，在高档产品供应有限的同时，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

　　为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局，企业既需要不断拓展新的市场，更要重视核心、关键技术的开发突破。目前在核心技术，尤其是化工下游产品的核心技术上，国内企业的发展水平不高，稍微高端一点的合成化工技术，基本都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上。对此，包括中科院在内的多个研究机构，一直在积极展开新技术的研究，目前也已开出一些“处方”，我相信现代煤化工行业的前景还是比较光明。

　　中国能源报：除了在宁煤集团，您同时也担任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主要负责人。作为“宁夏一号”工程，基地发展一直备受关注。相比同位于“能源金三角”区域的榆林、鄂尔多斯，宁东基地有哪些独有的特色？

　　邵俊杰：宁东基地正在向着下游产业积极拓展，利用入驻项目所生产的各类原料，下一步还将合成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也就是说，通过招商引资，利用这些原料再往产业链深处、高端发展，投资者现在也比较踊跃。

　　目前，基地的能源利用效率、转化率均比较高。基地煤炭产量达到8000万吨左右，其中近4000万吨可在当地实现转化，也就是近一半可转化为化工产品。在具备转化效率的基础上，我们还在向着高端、高质量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宁东基地还可满足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应。除满足煤、电供应外，宁夏新能源构成比例也比较大。截至目前，宁夏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突破1600万千瓦，如按照人均量计算，宁夏新能源的比例已位居全国前列。

　　中国能源报：长期以来，“煤电顶牛”矛盾在宁夏较为突出，现在得到缓解了吗？

　　邵俊杰：我认为，“煤电顶牛”说法是错误的，煤、电本就不存在顶牛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煤炭价格遵循市场，你愿意买煤就买，你不愿意我就不卖给你，双方买卖自由。所以，“煤电顶牛”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这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若要从“市场”中拿一部分重新回到“计划”，这是不现实的。

　　煤电之所以出现经营困难，主要还是因为本身开工率不足。正常情况下，平均利用小时数至少应达到4500—5000小时，但因前期盲目上马的火电厂过多，导致现在利用小时数偏低，进而造成经营困难。

　　兖矿集团董事长  李希勇：

　　制氢是煤炭清洁利用的重要方向

　　“兖矿积极拓展煤炭向新能源领域转化，不仅制定了发展氢能产业的3年规划，还计划投入10亿元左右，用于煤制氢及下游氢气储运、氢燃料电池等研究。”

　　中国能源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兖矿在此方面是如何做的？

　　李希勇：根据《全球煤炭市场报告（2018—2023）》研究，煤炭是当前全球能源系统的核心，并将在未来5年继续保持稳定需求。在此背景下，煤炭的未来取决于对其清洁化利用的程度，换句话说，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工作。

　　目前，兖矿集团已累计投入近20亿元，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进清洁化利用。一是高效转化，通过生产加工煤制油、精细化工等产品，将产业链进一步向下延伸，走煤炭利用的大型化、高端化路线；二是主抓煤炭清洁燃烧技术，对居民散煤、小区域燃煤集中燃烧、工业锅炉燃煤等展开治理。比如在节能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燃煤工业锅炉污染控制技术储备不够，缺乏真正适用于小锅炉的低成本、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的技术。兖矿在建的20蒸吨煤粉锅炉项目，预计可实现炉内一氧化氮原始排放低于50mg/Nm3。相比传统模式，该路线燃料适应性广，煤种不限、挥发分不限； 负荷调节范围宽，低负荷不需助燃； 燃烧安全性好，不存在爆燃现象；燃烧效率高达98%以上。

　　此外，兖矿还在积极拓展煤炭向新能源领域转化。不仅制定了发展氢能产业的3年规划，还计划投入10亿元左右，用于煤制氢及下游氢气储运、氢燃料电池等研究。

　　中国能源报：目前，越来越多的煤企开始涉足氢能领域，煤炭企业做氢的优势何在？

　　李希勇：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越来越大，2018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寻找新型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而煤炭作为我国储量最丰富的资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托底”地位不会动摇，可在能源替代中发挥巨大作用。

　　现阶段，以新型煤化工技术为支撑的路线，能够实现基础化工原料和高端化工材料的生产，同时副产大量氢气。氢燃烧值高居各种燃料之冠，为液化石油气的2.5倍、汽油的3倍。使用煤化工副产氢以能源形式替代现有汽柴油，减少石油用量，不仅可以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可大幅减少能源应用对环境的影响。我认为，“煤炭清洁利用+氢能产业”可实现部分甚至完全替代石油进口，满足国内能源市场需求。

　　中国能源报：煤制氢乃至整个氢能行业的发展，目前还面临哪些制约？

　　李希勇：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国家目前虽明确了氢能产业在未来社会中的发展定位，也对氢能产业发展提出指导意见，但尚未形成政策体系，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同时，现有氢能产业政策侧重于宏观产业和技术路线、技术研发等方面引导，支持氢能和氢能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仍不够系统。

　　例如，目前已公布的3项国标，包括GB6944-86《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12268-90《危险货物品名表》、GB13690-92《常用危险化学品分类及标志》。但3项国标均将氢气列为危险化学品管理，而未像汽柴油一样列为能源管理，导致氢气在应用推广过程中常遇到困难。加氢站建设投资巨大、审批程序繁杂、经营门槛高，小规模站内制氢无法实现，运输车辆无法进入市区向加氢站提供补给。

　　此外，在氢能制备、纯化、储运及加注过程中，部分零部件及知识产权依赖进口，自主产品发展不成熟；国内氢能生产、储运和销售产业链不够流畅，规模化、集群化生产格局尚未形成；氢能产业发展前期基础设施建设与后期运营维护均需要大量投资，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这些因素，均对制氢后下游市场的进一步应用拓展造成制约。

　　中国能源报：结合上述瓶颈，您有哪些建议？

　　李希勇：建议一是将氢气列入能源管理，由此成为消费品进入市场，加快推动氢能源在车辆、船舶、飞机、发电等方面的应用进程。

　　二是制定氢气加注及加氢站建设补贴政策。建议根据市场消费量，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在氢能源产业发展前期5年，给予加氢站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政策支持，对加氢站建设、运营给予补贴。

　　三是鼓励部分企业开展全清洁煤基氢能源示范。结合现代煤化工示范企业成果，鼓励部分煤化工技术前沿企业按照“化工材料+氢能源”“全清洁煤基氢能源”等方向开展技术示范，验证煤化工对石油化工的替代程度，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河南神火集团董事长  李炜：

　　煤炭去产能应警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中国能源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煤炭清洁化利用”再次受到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李炜：推行煤炭清洁化利用，我认为观念改变需要先行。首先应树立一个认知——通过合理利用，煤炭是可以实现清洁、高效的，雾霾等污染状况也不是一味由煤炭造成。例如煤电就是保障我国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也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通过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我们已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总量目标任务，并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这说明煤炭足以做到清洁化利用，是时候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加大力量支持这项工作。治理没有最后、只有更好。一方面，鼓励全社会的力量加入煤炭清洁化利用，说白了就是加大投资，为治理奠定资金基础；另一方面是继续加大新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尤其针对尚未治理好的薄弱环节强化力量。

　　中国能源报：从企业自身来说，如何推进清洁高效利用？

　　李炜：目前，我们每年至少投入1亿多元，用于加大煤炭深加工力度及下游电解铝、火电厂用煤的超低排放改造。例如在前端洗选环节，我们就会提前做好产品分类工作。根据块煤、煤泥及一级、二级精煤等不同品种，制定相应的销售策略，并根据不同特性指导用户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在使用中控制废气等污染排放。

　　中国能源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无遇到一些困难？

　　李炜：随着去产能工作的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已取得很好效果。但是把企业关了，有些资产和负债却迟迟没有得到有序、合理处理。对于关停企业所在的集团公司而言，这些包袱就像是定时炸弹，不敢轻易去碰。由于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完善，公司一旦碰了很可能影响整体利润。但包袱始终是要处理的，我们也只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处置多少、先处置多少。

　　提高煤炭企业发展质量，我认为资产优质化是一个重要基础。只有降低负债率、减轻负担，企业才能轻装上阵、实现良性运转。对此，希望政府能加大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支持力度。以目前推行的“债转股”为例，在没有退出通道、没有固定收益的情况下，实际上还是明股实债，操作层面存在障碍，政策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寻求一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金融路径，值得探讨。

　　中国能源报：针对煤炭行业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李炜：一是进一步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在去产能推动下，目前虽已关停不少企业，但煤炭行业整体依然较为分散，特别是单一矿井规模偏小，不利于规模效益的提升。对此，建议下一步继续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尤其是煤炭企业资产重组的力度，在扩大企业规模、提高集中度的基础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甚至是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扩大煤炭企业有效供给，巩固去产能成果。我国煤炭种类丰富，每个煤种的特性、功能、用途各不相同。对此，建议国家在制定去产能宏观政策的同时，把相关规划或方案做得更细一点。比如能否划分不同区域、不同煤种，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详细统计、分析，让企业能够更加明确，究竟哪些品种是要“压”、哪些又是要“保”的，进而提高煤炭产品的有效供给。

　　同时也应适度、合理地控制新增产能，避免无序开采、无序供应的老路。在各项治理下，违规开采近年基本已销声匿迹，但随着煤炭形式有所好转，部分地区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投资冲动，尤其是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对此，要警惕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特别是防止违规开采死灰复燃，一定要严格审批、强化监管。

　　三是大力推进智能矿山建设。这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在实现规模化生产后，下一步是向着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