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散煤治理

　　9月21日，唐山、张家口发布有关加强劣质散煤整治的通告，提出：

　　严禁购买和使用劣质散煤，对已购买和使用的劣质散煤进行清理；

　　严禁销售劣质散煤，对销售劣质散煤的严厉查处；

　　严禁流动车辆兜售散煤，对流动兜售的散煤一律查扣没收；

　　严禁生产、销售、存储或燃用劣质民用散煤（全硫＞0.5%、灰分＞16%、挥发分＞12%）；

　　严禁生产、销售、存储或燃用劣质民用型煤（全硫＞0.5%、挥发分＞12%）；

　　严禁工业用煤用于民用；

　　严禁走村串户、游击兜售、网络销售、电话约售等各种形式销售劣质散煤；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存储和燃用劣质散煤。

　　我国每年使用的燃煤中，一半为煤电用煤，三分之一为工业用煤，其余约15%为分散燃煤，由于燃烧效率低、污染严重，散煤使用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控制，其中民用散煤量大面广、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治理存在更多挑战。

　　2017年，国家十部委联合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明确了清洁取暖定义、范围、目标及推进策略，对清洁取暖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

　　同年，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7〕238号），自此，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以政府补贴支持为主的方式拉开帷幕，同时伴有硬性考核指标要求和环保问责压力。

　　强有力的补贴政策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改造打开了良好的局面，但截至目前，散煤治理依然不能脱离补贴。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一方面，地方清洁取暖改造因实施时间紧、任务重、配套资金不足，且基础设施改造耗资巨大，部分清洁取暖设备价格高，电采暖和燃气采暖的运行成本高于燃煤，居民对政府补贴依赖性较强，地方政府财政负担普遍过重，相关补贴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另一方面，随着改造面积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原有项目运维及新项目持续推进所需的高额补贴会让地方财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待补贴政策到期退出后，已实施清洁取暖的用户极有可能返回燃煤，同时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一些地区出现改造后取暖效果差、技术路径不适应或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实施了二次、三次改造，面临新一轮的财政压力。

　　据记者了解，散煤替代未建立市场化的商业运行模式，很难实现“能承受、可持续”。

　　根据《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2023）》数据显示，2022年，“煤改气”项目大幅萎缩，全年“煤改气”销量32万台，较2021年下降64.5%，2022年燃气采暖热水炉“煤改气”工程市场销量已逐渐回归到2016年政策初期水平。现阶段，“煤改气”工程市场主要集中在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工程项目逐年减少。

　　2022年，随着重点地区试点城市项目收尾，各地对清洁炉具的采购量明显减少，叠加煤炭、生物质颗粒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原材料价格高，以及受疫情影响，清洁炉具项目采购量和市场零售量双双下滑，政府采购量下滑27%，市场零售量下滑10%。由于东北地区支持城市正处于建设期，市场潜力开始释放，因此现阶段生物质炉具销售主要依赖政府项目，占到总体销量的84%，市场销售只有16%。

　　随着“后煤改”时代来临，燃气采暖热水炉及家庭采暖系统已逐渐普及，北方“煤改气”工程市场将逐渐转化为置换市场，原“煤改气”用户也将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选择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并综合考虑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等因素。或许随着“煤改气”政策收尾，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深耕“普通工程和零售”市场，就有望推进市场竞争。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戴瀚程认为，在清洁取暖政策驱动和项目市场培育下，用户需求和市场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清洁取暖市场中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涌现，包括空气源热泵、电暖气、电锅炉、电暖炕、太阳能+、燃气壁挂炉、生物质炉具等；另一方面，随着试点示范的逐年推进，用户的体验和反馈进一步推动了农村清洁取暖的消费升级，尤其是新房建设配套取暖等，农村取暖需求与用户收入紧密相关，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用户需求由简单的功能需求向品质追求迈进。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秘书长任彦波表示，现阶段，经济性是决定因素。经济条件较差的用户更注重取暖成本，要求是经济实用，更倾向于就地取材；经济条件较好的用户注重取暖品质，要求方便智能、干净舒适。事实上，已有部分用户开始自行选择清洁取暖设备，并对品牌、品质、技术、服务、使用效果等均有一定要求。

　　因此，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用户，提供不同成本、不同品质的技术、设备和用能系统已是大势所趋。

　　任彦波提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场景变得更加多元，“终端经销商应从经营单一品类向多品类为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经销商店面也要采取多产品组合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