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启迪之四：加息与CPI

<script>document.oncontextmenu=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document.oncontextmenu=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document.onselectstart=new Function("event.returnValue=false;");</script>老子曰：无所为而无不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诸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其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必须，则一语中的。

   美联储公布的9月21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 美国 今后一段货币政策将未雨绸缪，主要通过收购国债和提升通胀预期来间接刺激经济。11月2日,为落实奥巴马复经济、振民心、扩消费、促就业,保增长的经济施政国策，美联储锁定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在已购上万亿美元国债基础上,至2010 年6月底，再购买6000亿美长期国债(等同印钞)。

   基于全球经济龙头老大美国上述决断，全球次大经济体，欧洲央行随即决定维持长达19个月的1%的主导利率不变。英格兰银行紧跟其后，将已持续21个月历史最低短期利率0.5%延续。而坚守零利率已十年之久的日本央行，11月5日决定固守零利率，并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欧元、日元、英镑都在竭力避免升值而坠入通缩。上述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传达一个强烈信息,并与拽美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部分观点趋同：适度通胀是救欧美日经济出水深火热,携全球经济复苏的抉择。

   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 南非 因紧缩政策连续加息而通胀高企，今年6月印度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比增长10.55%，连续5个月增速在两位数以上,高企的利率吸引来大量的外资，推波助澜印度卢比成为全球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在30天内升值幅度高达5.2%，创下两年以来的新高。印度的紧缩货币不断加息政策，对遏制输入性通胀及农产品涨价构成的结构性通胀(印度粮食减产),不啻于火上加油。促其成为20国集团中通货膨胀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

    巴西在加息政策的推动下，通胀率也已经逼近6.5%的警戒线，攀升的货币（2008年以来，在紧缩货币加息下已升值近40%）为巴西出口雪上加霜。 

    南非在加息紧缩货币的过程中,非但未能稳定物价，反引热钱蜂拥而入,冲击金融及物价稳定后,不得不欲减息。

    10月19日晚，中国央行宣布加息0.25%，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11月10日晚又宣布将准备金提至史上最高18%,在全球经济孱弱的复苏进程中，火车头的突然刹车，并终止了货币宽松，不啻是寒风骤起。

　　目前，全球经济并未走出经济萧条的阴霾。美国10月份消费指数降至48.5%，为年初以来最低。欧洲经济引擎德国信心指数连续6个月下跌，创历史新低-7.2%。日本政府10月坦承；日本经济已陷入停滞状态。

　　独木难撑,孤掌难鸣。在全球经济唇齿相依,未走出萧条的氛围之际，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在转型调结构未完成之时，在国内消费未能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关口，决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货币从量化宽松流向货币紧缩国家之时，在人民币屡创历史新高之际，在四季度国内外经济形势日渐险峻，三架马车步伐放缓的状况下，此举是否明智？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和由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是由原材料及结构成本上升所诱发的物价上升通胀。

　　不管是输入型还是结构型通胀，都会推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减少企业经济转型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而加息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前，企业面临两种选择。或因无利可图而停产（弱势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转投房地产或农产品等行业，助推通胀。或为保持利润将成本向下游市场转嫁、传导（强势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助推通胀。银行的利息源于企业利润，加息就是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而伤害经济转型增长，加大通胀。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目前全球资本出现新的套利趋势，从日本、美国，欧洲等货币泛滥的低息（均为零利率或近零利率）发达国家，流向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的高息新兴市场国家、商品资源型国家，在利率平价原理的效应下，利差交易彰显。这也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国家屡屡加息，通胀步步高企的缘由。  

　　美日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均呈通缩状态。而以 澳大利亚 、南非、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执行”双紧”(货币紧缩财政紧缩)政策的国家却通胀高企。澳大利亚为20国集团中紧缩货币最坚决的国家， 澳洲 联储将基准利率3%，迅速叠加到4.75%，跃居发达国家利率之冠，但通胀也同步高企，澳元对美元比值屡创新高攀1：1之上。南非的基准利率达6.5%。自6月份以来南非兰特对美元的汇价上升均超过了10%。巴西的基准利率达10.75%，，对美元汇价3个月上涨10%，引巴西CPI升至4.7%。年内如再加息，将促CPI达6%。印度今年6次加息，基准利率升至6.25%，产业工人CPI随加息节节攀升至13%(印采用多维度量,有四个CPI，产业工人CPI IW是用来衡量消费通胀)。

　　 俄罗斯 最近虽幡然醒悟减息，但利率仍高达7.75%，拽CPI居7%高位不下。

　　经济增速前三季度达10.6%的中国,在前9个月宽松货币政策酿造的良性氛围中，平均CPI 3%, 10月提息提准后骤升至4.4%。

    随着高利率的诱惑，2010年7-9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940亿美元，同期的贸易顺差加FDI等不足500亿美元，洼地效应彰显。 从9月30日-10月6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高达60亿美元，创下33个月的高位。除中国以外,新兴市场第三季度资金流入高达229.78亿美元。

　　亚当·斯密指出：追求最大的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资金在全球逐利而为之时,在美联储开闸放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大宗商品推动的输入性通胀及农产品涨价铸成的结构性通胀关口,新兴经济国家的加息等，只能是挖池抽水，洼地效应下,促本国成为全球泻洪渠道，为通胀推波助澜。

　　2010年，欧盟改宽松政策为紧缩，通胀率却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最新态势，向我们展示出悖货币主义而动的趋势，在主要经济体已至零利率背景下，在全球最大经济体已贯彻零利率达两年，第三大经济体已十年却均呈通缩的现实状况下，货币主义效率何在？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虽实行紧缩政策，但其实行的是“单紧”，外紧内松，仅政府财政紧缩，欧盟多数银行利率却始终维持在1%以下，英国基准利率0.5%，货币并未紧缩。故其通胀率远低于赖高息紧缩货币的印度、巴西、澳大利亚等落实“双紧”政策国家。

    “无心插柳柳成荫”，啼笑皆非的是,世行仍将印度列为全球环境最佳投资国榜眼，美国以探花居其后，高企的CPI并未阻止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经济国家的高速发展及全球资本的青睐。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黑暗探索中行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现象层出不穷，运用经济学中环境、系统、历史、随机概率、复杂形势逻辑等分析方法，事实验证，悟出：多因多果，有主有次，概然对应。原因与结果是概然关系而不是必然结果。一种矛盾往往掩盖着多种矛盾，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透过现象挖掘本质，从纷纭复杂的原因现象中找准主要矛盾。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上述复杂现象未能穷解。在巴西、印度、南非、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却呈现出水土不服的征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经济规律是人们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当这种经济条件消失时，这些经济规律也就随之消失。

　　经济条件，除生产要素等外,应当包容宽松的政策对复苏酿成地良性氛围等精神因素。强调了人、立场、观点、方法、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相互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的互动作用，我们需用经济学的环境、系统、历史、比较分析等综合手段，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找出当前决定中国经济命运的主要矛盾。

　　历史潮流重归宜疏勿堵，期待精神转物质，化腐朽为神奇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宏观理论彰显。谋时不如乘势,在全球孱弱的经济恢复进程中,求之不得的适度通胀预期，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势而为,是聚人心、利改革、转经济、调结构、促消费，走出怪圈，冲破僵局，走可持续及包容性发展之路，决定中国经济命运的关键。

　　“真理和谬误的差距只有一步”。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的发展中大国，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在数亿中国农民走向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中，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与中国的国情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印两国虽同为全球发展大国中翘楚，但内生动力却因人而异。中国是靠政府投资及出口主导（政府投资占比达47.5%），而印度则依内需消费推动。2009年，服务业和农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分别高达55%和17%，而工业却只占到28%。所以内需消费推动为主的印度半年六次加息均阻挡不住CPI高涨的步伐，经济转型关口,调结构扩内需为主的中国加息只能是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笔者以为，目前，在3%狭窄的CPI临界框架箱体中，在货币层面以票据对冲，提高准备金、拨备及加息减息为主要调控手段，应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略显单薄，心有余而力不足，进而无法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怪圈，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文韬武略，有张有弛。经济政策的调整应从比货币政策更高的层面，从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角度综合考量，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统筹兼顾，有张有弛，宽严有度，抑峰填谷，有保有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分而治之，综合平衡。中国目前的国情是政府投资、开支、消费占GDP比重过大(政府投资达47.5%以上)，民间投资、开支、消费不足，而国家当前主要任务是转经济、调结构、促消费。如果采取以加减息为主,其他手段为辅的货币政策，有国家财政支撑的部门融资游刃有余，广大中小企业及民间资本，则被釜底抽薪，充裕的流动性无法注入紧缺资金的实体经济中。

　　为此，笔者建议：

　　一、徜若经济政策转向，应以财政紧缩为主，货币紧缩为辅，赢缩有余,张弛有度, 前后有别，跌宕有致，有的放矢。针对国内民间投资消费的状况，在经济转型，促消费的前提下，或紧缩财政，宽松货币，或紧缩财政，紧缩货币，或宽松财政、货币等各种组合灵活运用， “单紧”、“双紧”、“双松”“单松”，实事求是，因势利导，交替运用，充分发挥政策对民心及市场的主导影响力

　　二、建立强有力的宏观综合协调部门，在风云变幻、大国博弈的国际环境中，利用国家宏观层面掌控的外交政策，汇率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国内市场，外汇（美元国债），能源、稀土等手段,高屋建瓴、综合平衡，全面配合,统一步调，统一出牌，全国一盘棋。总而言之，为中国经济转型，调结构争取到有利（国际国内）环境，达到综合国策；外交、外贸、能源、货币、财政等政策与中国国情实践的最佳组合。

　　中国应抓住百年未逢的历史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通胀预期及城镇化进程，巧借通胀东风对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砥励，对经济增长的推波助澜，和对转经济、调结构、促消费的托底包容作用。

　　笔者以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源于资本主义数百年发展实践中，新旧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供给学派，新自由、新凯恩斯学派等跌宕有余，纵横有度。但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践未完全吻合。需择其精华，剔除糟粕，为我所用，达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扬弃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适用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侧重于微观经济，锦上添花。凯恩斯理论针对经济萧条时弊，从宏观调控切入，雪中送炭；其通胀是经济发展的必须；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等部分观点，结合新古典综合学派合二为一,与中国转经济、调结构、促消费的国策相得益彰，新凯恩斯学派强调政府作用，开门见山。而弗里德曼“恒常收入假说”，则道法自然，与精神变物质不谋而合。

　　从实质上看，在走出金融危机阴霾,复苏全球经济的漫漫征途中，适度的通货膨胀将与经济复苏风雨相伴，同舟共济，是须臾不可或分的经济发展规律,是相辅相成的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代价。没有适度通胀的包容托底，中国调结构促消费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经济转型将功亏一匮。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得的真理至今仍在给后人启迪,老子顺势而为、道法自然的智慧仍在闪光。金融危机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全球及中国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扬弃效应”将不断深化发展。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如能以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主客观现象的最新进展及变化，而以时俱进，当机立断，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相关理论、政策采取及时、准确和恰当的调整，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实事就是，发展创新理论，并根据中国经济的进程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全球流动性宽泛的新形势，因势利导、恰如其分的对CPI临界点进行战略调整,找准中国CPI临界点的0.618黄金分割点。掌握了这个“度”，政策盈缩有余，张弛有度；运用及调整的主动空间和时间扩大延长。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就有了基石和方向，就有了灵活、机动的战略纵深空间厚度，和主动、坚实的战略结构调整时间宽度，就能抓住主要矛盾，纵横排阖,“两难”变一难，变被动防守战略为主动调整出击战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抓住金融危机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聚人心、利改革、转经济、调结构、促消费，走出怪圈，冲破僵局，走可持续及包容性发展之路，引领中国经济,从决策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主观动机与中国客观实践效果最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