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额不足协议额20%，煤企市场化债转股难落地

 

    2016年11月14日，山东能源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210亿元市场化债转股协议，拉开了煤炭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的序幕。截至日前，共有21家煤炭企业已签订债转股协议。 

 

    时隔11个月，债转股政策能否让深陷困境的煤企“起死回生”？近日，本报记者对此展开走访。 

 

    随着煤炭去产能工作的推进，关闭退出矿井造成的巨额资产损失如何处理，成为困扰企业的难题。 

 

    去产能矿井的负债如不能与资产同步处置，将使企业净资产减少，进一步恶化煤炭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融资条件。 

 

    以淮北矿业为例，截至2015年底，该集团关闭退出煤矿9处，形成债务总额76亿元（直接明确以矿井为主题的债务），另外该集团需要统借统还的煤炭债务51.2亿元。据测算9处矿井关闭退出后，如不进行债务处理，将导致集团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加8.76个百分点。 

 

    “关闭退出矿井的资产总量大，且绝大部分资产难以变现，很难通过市场化手段处置，大量资产损失导致企业本已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增加财务风险。”淮北矿业相关人士说，“债务重组是解决煤企困境的最优方式，而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重要方式之一。去年12月28日，安徽省国资委、中国建设银行与淮北矿业集团签订了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债转股总规模100亿元。截至目前，淮北矿业市场化债转股已成功落地51.23亿元，可有效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5个百分点以上。”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国家提出的市场化债转股方法对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有益的，对负担沉重的国有煤企而言更是如此，债转股既可降低企业杠杆率，又可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走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施行市场化债转股的效果并不及预期，存在签约金额大但落地金额少，甚至有企业反映市场化债转股存在“名股实债”等问题。 

 

    多因素致债转股资金落地难 

 

    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21家煤炭企业与金融机构签署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为3530亿元，但仅有8个项目落地，涉及金额655.73亿元，仅为协议金额的18.6%。 

 

    “究其原因，是因为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山西银监局副局长王志刚说，“比如，银行要考量收益及怎么退出。现在大多数采取的是债加股或者名股实债的方式。从企业的角度，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涉及股权确认和估值的问题，以及将来在股权结构多样化后，企业经营决策会受到什么影响，企业存在这样那样的想法很正常。银企双方基于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协商，是需要过程的。”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蒋颜冰认为，程序繁琐冗长是债转股落地资金少的直接原因。从市债转股的操作流程看，银行以设立基金、采取“股+债”模式实施的债转股，需要对目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审批、进场交易等多道程序，而每道程序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银行内部审批，从银企签订框架协议到资金落地需要至少半年或更长时间。 

 

    签约金额大而落实额度比较小，在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陆钦看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债转股的资金成本比较高，当前国家也在收缩资产负债表，资金成本在走高。而债转股主要是通过理财资金投放，目前理财资金的高成本，与降杠杆、降成本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企业在观望，银行也希望等到资金价格下行的时间窗口，再推进这方面的业务。 

 

    此外，据记者了解，多数银行在与煤炭企业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时，约定的模式是以与集团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专项基金，再将基金以“股+债”的方式投资到集团企业所属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优质子企业等目标企业，并约定5—7年的回购期限，回购期内目标企业需向银行支付固定收益，当企业效益达到某种程度时，还要再支付浮动利率。回购期满后，如果基金无法通过市场转让所持目标企业的股权，将由企业集团出资回购该股权。 

 

    “这种债转股模式近似于具有固定投资收益和定期回购权力的‘优先股’，也可以认为是长期债权，与市场化债转股政策的设计初衷有一定差距，实质上只能临时性降低企业账面资产负债率，对企业实际负债率降低和债务结构优化没有太大实际意义，也是部分企业抱怨‘名股实债’的原因所在。”蒋颜冰说。 

 

    破题需政、银、企三方合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煤炭行业负债规模总计达3.8万亿，其中，有息负债约3.4万亿，资产负债率达到69.7%。 

 

    有业内人士指出，陷入债务困境的煤企如同一匹“病马”，而债转股方式则是治疗的最佳处方。如何科学推进市场化债转股积极稳妥降低煤炭企业杠杆率，已经成为金融行业和企业界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经济师沙涛认为，一般来讲，企业出现债务困境的首要责任人是企业管理层或实际控制人。实施债转股，首先，控股股东要拿出诚意、做出让步，无偿让渡部分存量股权抵债权，将金融债权转换为企业的存量股权，不增加企业总股本，不稀释股权的单位价值。其次，如果将债权转为新增股权，应当转为对企业优质资产或优质子公司的股权（债权与股权未必一一对应）。 

 

    “债转股市场化，需要双方去谈。这种情况一般银行是主导方。煤炭企业名义上是债转股，但实际上债转股形成的条件非常苛刻，需要煤炭企业有资产抵押，而且每年还要给银行回报，还必须要有退出通道。”开滦集团原董事长张文学告诉记者：“这实际上比银行贷款的条件还苛刻。” 

 

    针对上述问题，张文学建议，债转股在法制化、市场化的基础上应由政府来主导，企业操作；各相关部门要出台可行的政策措施，制定债转股企业标准，明确指导目录，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推进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协调发展，这样才能推动债转股真正的实施起来。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本轮市场化债转股，政府虽然“不强制”“不兜底”，但是国有煤炭企业在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推动、协调。 

 

    淮北矿业集团党委常委、总经济师孙方表示，市场化债转股，商业银行最关注资金的安全，兼顾高于一般产品的预期收益；煤炭企业最关注资金成本和降负债，兼顾优化债务结构。双方在利益诉求方面既矛盾，又统一，必须通过多轮协商，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多赢方案，对银行而言，债转股能改善资产质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有一定合理的收益；对企业而言，在去产能、去杠杆大背景下，债转股能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优化债务期限，一定程度降低财务费用。“只有银企双赢，才能真正推进市场化债转股落地。” 

 

    在山西焦煤集团总会计师栗兴仁看来，虽然目前已具备较为完备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国家层面及相关部委也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意见或办法，为市场化债转股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但仍有若干对新业务规定不明确、束缚实践的规定条款，需要进一步完善。 

 

    “建议国家财政部、国资委、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加快落实相关政策，并密切跟踪，关注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完善配套方案。”栗兴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