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在建设规模高稳期和收缩期的战略主线

    中国在社会、政治等多重优势条件下，上世纪计划生育及人口出生率波动在本世纪所显现的第一阶段后续效应，是本世纪初以来持续十多年的建设规模扩张期；第二阶段的后续效应是2013年之后刚性住房需求平缓回落及住房供求关系的根本改变，由此引起虚幻住房需求集中退潮和建设需求下台阶之后开始平缓收缩，由于此前建设产业链的产能搞得过大，为了给供给侧改革争取足够时间，需要通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来稳定建设规模，因此，自2014年到2020年期间可称之为建设规模高稳期；第三阶段后续效应是2020年以后刚性住房需求明显下降，引致中国进入建设规模收缩期。在建设规模高稳期和收缩期，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幅度会明显加大，包括能源产业在内的建设产业链将始终挣扎在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的悬崖边上，严防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成为中国经济不可触碰的一条红线，该红线在能源领域的体现，一是确保能源产业资产负债表安全的战略主线，二是为了给推进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条件，必须做到力求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这是第二条能源战略主线。另外，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已迫在眉睫，确保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危害降至环境阈值内，成为中国能源的第三条战略主线。中国能源发展，必须在上述三条主线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探寻出一条能够同时契合上述三条主线的能源发展路线（详见另文《中国能源在建设规模高稳期和收缩期的发展路线》）。

    一、基本概念：中国建设规模的扩张期、高稳期和收缩期

    建设规模扩张期。基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尤其是人民勤奋敬业等一系列社会条件和政治优势，中国上世纪计划生育及人口出生率波动在本世纪所显现的第一阶段后续效应，是本纪初以来持续十多年十分丰厚的劳动力红利，以及适婚人口数量较快增长，该后续效应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住房市场化相叠加，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刚性住房需求十分旺盛，房地产开发规模迅猛扩张，进而带动重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集群也先后达到建设高潮，以致自本世纪初以来至2013年出现建设规模的阶段性“高凸正偏异”，本世纪初以来至2013年间，中国房地产、重工业、能源和大宗物流等产业（以下我们称之为“建设产业链”）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其增速之迅猛、持续时间之长为古今中外所罕见，该时期可称之为“建设扩张期”。建设产业链持续较快发展还带动终端消费、物流服务和其它制造业快速发展，促成整个经济体系的阶段性“高凸正偏异”，详见图1中2013年之前的阶段。

    建设规模高稳期。中国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在本世纪所显现的第二阶段后续效应，是人口老龄化的逼近及刚性住房需求趋稳并小幅回落，受此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根本改观，前期所衍生的大量投机性、预支性住房需求集中退潮，房屋新开工面积随之出现下台阶式下沉，之后会受到刚性住房需求的支撑而趋稳，预计“十三五”期间房地产开发规模会趋稳及至平缓收缩，这一终端建设集群出现拐点使支持大规模建设的重工业、大宗物流和能源等产业（以下简称为“建设产业链”）的市场需求发生相应变化，各行业新开工项目规模皆也不同程度的下降，以致整个建设规模出现第一波“低凹负偏异”。但建设产业链的生产能力多是在建设扩张期基于盲目乐观的市场预期而规划并开工建设的，最近几年及至“十三五”前半期，建设产业链的产能仍会进一步释放，产能过剩将不断加剧，市场竞争会渐趋激化，经营形势会愈加严峻，在产能过剩压力下，“十三五”期间原材料重工业、大宗物流业和燃煤 发电 等行业将先后停止新项目开工建设。中国建设产业链由国有产权主导，其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国有银行贷款，杠杆率较高，如果经营形势持续恶化，有可能出现群体性资产负债表崩溃，诱发金融危机。对此，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试图通过制度变革来全面增强建设产业链企业的竞争机能，促使在企业“强身健体”的基础上去布局全球、输出产能，从而实现去产能、降成本，维持建设产业链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安全。但供给侧改革很难一蹴而就，为了给供给侧改革争取足够时间，需要需求侧阶段性地适度发力。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了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十三五”期间中国将通过大力推进四大板块（东、中、西和东北）和三大战略经济带（一带一路、沿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的建设，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近一年多以来，中国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适宜金融环境和融资条件的政策力度不断加码，预计“十三五”前半期会逐步显现政策效应，2017年、2018年间或将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性小高潮，之后受房地产开发规模萎缩的影响，建设规模会再度趋于萎缩。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中国建设总规模有望在波动中维持总体基本平稳状态，该时期可称之为“建设高稳期”。

    建设规模收缩期。上世纪计划生育在本世纪所显现的第三阶段后续效应是2020年以后人口结构老龄化愈加明显，适婚人口数量继续下降，加之城市化率每年提升点数回落，刚性住房需求较快下降，房地产开发规模明显萎缩，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空间也已十分有限，届时中国建设总规模将进入收缩期，该时期可称之为“建设收缩期”，出现第二波“低凹负偏异”。在建设收缩期，建设产业链的国内产需量将出现明显的向下拐点，建设产业链产能过剩状况将因需求萎缩而难以明显缓解，企业资产负债表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二、在建设规模高稳期和收缩期，严防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是中国经济不可触碰的一条红线

    在两波“低凹负偏异”效应先后显现的过程中，整个建设产业链将持续挣扎在“群体性资产负债表崩溃”的悬崖边上，严防群体性资产负债表崩溃、亦即严防金融危机，是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触碰的一条红线。在这条红线内，中国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保建设产业链资产负债表基本安全，除了前述“十三五”中期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性小高潮外，大概率事件还有：需求侧还将逐步放开有色金属、 钢铁 及其制品等具有一定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的出口，预计这些产品出口量将在其它经济体可承受的范围内持续增长；从供应侧看，更多劣势企业将退出市场，优势企业通过布局海外来保持资产负债表基本安全，部分低附加值的 建材 生产线将借助“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东风陆续迁移至世界上新的建设热点地区，低附加值的建筑用 钢材 生产线也会部分外迁，但规模不及建材行业。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为了给供给侧改革赢得足够时间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必然会进一步加杠杆，会相应增大后续维持政府资产负债表安全的难度；如果建成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较低、边际利润不足以支付贷款利息，就会出现政府及银行资产负债表崩溃的局面。为化解政府高杠杆压力，同时也为了促使更多农民转移到城市去安居乐业、阻滞住房需求及房地产开发急剧滑坡，中国经济及政府财政收入都必须保持中高速增长，为此，仅仅依靠服务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从需求侧看还需要制造业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进而要求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必须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中国整个经济体资产负债表的安全和良性扩张，需要通过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综合竞争力，来完成由包括智能制造业在内的新兴产业接替建设产业链的结构性改革。

    三、中国能源须坚守“确保能源产业资产负债表安全”、“力求能源成本（价格）最低化”两条战略主线

    在建设高稳期及建设收缩期，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幅度会明显加大。在建设高稳期和收缩期，建设产业链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产业结构将愈加偏重于高端智能制造业和服务业。建设产业链所生产产品和所使用原料多是采用高热工艺生产的重材质产品，而高端智能制造业多是采用常温工艺生产轻材质产品；由于热工重材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大幅高于常温轻材产品和服务业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必将引致能源消费强度大幅下降，甚至有可能出现能源消费总量的阶段性走低。

    严防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的红线，在能源领域体现为“确保资产负债表安全”的战略主线，并且必须做到“力求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建设规模扩张态势的“低凹负偏异”使能源消费强度骤降、制约能源需求增长；如果对“低凹负偏异”效应认识不足，以致能源建设规模超过合理水平、出现能源供过于求，鉴于大多数能源项目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建设费用的摊销，高昂固定成本与近零边际成本的成本结构必然引发恶性竞争，能源产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程度会更加严重，届时，确保能源产业资产负债表安全成为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主线之一。同时，为了增强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从供给侧看，需要各项基础性要素资源质优价廉，但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基础性资源十分有限。一是人力资源，中国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正在消退，未来或将享有一定的人才红利，但由于高端人才在全球市场上更具流动性，新增人才红利未必能补足中低端劳动力红利的消减。二是物业资源，中国人多地少，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物业资源相对昂贵是大势所趋。三是矿产、能源等资源，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皆相对贫瘠，只有煤炭相对富有。为从供给侧增强整个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一是通过改革强固人才优势，争取新增人才红利大于中低端劳动力红利的消减；二是“力求中国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压低整个经济体系的能源成本”，如果能够解决 煤炭消费 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则应优先考虑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来实现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总之，中国经济“严防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这一红线，在能源领域首先体现为“确保能源产业资产负债表安全”这一战略主线，还有一项是“完成由新兴产业接替建设产业链的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条件——“力求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这是第二条能源战略主线。需要强度的是，“确保资产负债表安全”和“能源综合成本（价格）最低化”，都是在国家不强行干预情况下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做出理性决策的自然现象，是市场规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必然结果。

    四、确保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危害降至环境阈值内，是中国能源发展的第三条战略主线

    能源开发利用的限定条件：环境危害必须降至环境阈值内。具体有两条限定边界：一是能源开发利用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重要资源的消耗总量，必须限制在（或下降到）人民健康和国民经济安全所能承受的范围内。鉴于中国各地的霾污染、水污染已经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能源开发利用所排放有毒、有害物体必须在现有水平上明显下降；同时，由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较低，需要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碳排放总量不得突破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确保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危害降至环境阈值内”，是未来十几年中国能源发展的另一条战略主线。这一主线不是市场规律使然，不是市场主体基于个体利益而做出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而是政府降低企业外部成本的一种强制性干预。

    实现“回归环境阈值”目标，可施行“强行减污、顺势控碳”策略。所谓“强行减污”，是指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严格划定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边界，制定详细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不断收紧，严禁超标者进入市场，强制淘汰排污超标的工艺技术，强行将排污量降至预定水平。所谓“顺势控碳”，是指根据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大趋势，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尽可实行顺势而为，不必刻意控制煤炭消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建设规模在此前十多年的发展是暴发式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才完成的建设任务，也使能源消费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短期内达到很高的水平；建设高潮过后必然会经历能源消费强度明显减弱的过程，经济终端的 煤炭需求 将大幅下降，即使新型 煤化工 迅猛发展，燃煤发电、供热量增加，煤炭总需求也不会明显增加，即使石油、天然气消费有所增长，相对于建设高潮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建设高潮过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空间也是十分有限的。

    中国能源发展，必须在上述三条主线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笔者认为，坚持煤炭的清洁化利用与发展非化石能源并重是能够同时契合上述三条主线的能源发展路线，沿着这一发展路线，所有高污低效的能源开发利用工艺都将被强行关停，同时，高成本能源很难持续发展，偏执于某一方面诉求而不加节制地推高能源成本的政策也不具合理性。（作者：郝向斌）